樊鹏：抗击新冠肺炎，中国政府表现如何
国家最高决策者将此次疫情当作一次对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转化成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健康事件的效能的一次检验
从危机的预警预测能力、危机应对的资源储备技术储备、机构协同能力、和基层的社会治理、次生灾害控制的巨大挑战
评价：
1.总体干预策略较为得当，积极采取了隔离的手段加之党和政府的积极干预。
2.根据疫情的总体形势确定了，以湖北武汉为主战场，严守四道防线，各个省份分类指导的总体战略。是一次对党政军群体制内高效协同，并且引导新技术企业群体的参与的大规模演练（42000名医师包含68%护士）
3.较为全面的进行了多方面工作没有顾此失彼，包括物资保障、工业生产、民生、社会治安以及继续推动改革开放等。总体上治理的比较好但是时常存在一定时间上的滞后。
4.疫情发生在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转型期，要把此次危机当作契机，在疫情中发现问题，提升治理能力。
政治学分析需要依据于政治学的公理
政治学”公理“
①非上帝公理：政府的任何决策和应对都需要时间成本、信息成本、资源成本。
②非专注公理：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时不可能投入全部的关注度，统筹兼顾是必需的。
③非回溯公理：政府的应对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根据出现的问题逐步调整的，缓步前进的过程
一、国家的宏观制度安排，专业化管理和分布式管理之间关系在此次疫情中带来的经验教训
二、地方治理体系的运行
三、社会力量参与
四、新兴技术企业的参与
五、基层社区治理体系的表现
六、有序复工复产
一、
1、客观评价集中统筹的制度优势
2、正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
3、优化央地关系
在一些疫情防护的关键环节中，专业化管理和分布式管理之间，疫情的防护需要和临机的决策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存在深层次的权力配置问题。一方面主要矛盾依旧是疫情扩散和保护人民的矛盾，另一方面中央决策的人事布局、科研攻关、医疗力量和物资的调配。控制疫情的次生灾害上需要进行统筹兼顾，由于形势的严峻性没有顾此失彼的余地，经济生产、舆情引导、社会稳定、国家安全方面需要“十只手指弹钢琴”。
宏观制度层面的问题：
①政治与科学的关系的处理，直报体系和信息化管理体系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效力，信息共享不及时，例如钟南山院士指出的CDC政治规格太低的问题，地方疾控中心的专业人员配置率低，与医院的管理脱钩。
②央地关系： 过度中心化的决策阻碍地资源地配制和救援地高效进行，另外地方存在物资供应结构性失衡地问题。部分领域也许进行分布式管理，以提高临机决策能力。
二、
地方治理体系的运行，武汉拥有强大的物质基础（战略物资储备中心、排名前十的大型综合医院x2、1000家生物医药公司、全国唯一的T4病毒研究所），但是由于制度不合理等问题出现了政出多门、指挥失当、应对无序、各部门协调低效。这暴露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各级各类的机构的职责调整和权责关系的调整没有完全到位的问题，各级各类机构干部执行力和治理能力还需要研究。地方的良好治理一方面取决于中央的统筹的指挥和领导，另一方面取决于地方守土有责守土有权。协商共治、保证地方能够在面对重大的突发事件时可以在一定程度桑进行权力的交移、资源的补台。
三、
社会力量的参与：
处理重大突发事件需要联动市场社会的力量，（86w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显示出了特别的力量，对于点对点物资配制的力量，但是存在环节对接的问题。社会救援体系和国家救援体系之间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协同。
四、
新技术公司的参与
新技术公司数据管理优势发挥了主要作用，阿里对病毒研究提供物质帮助、搜狗百度提供了获取权威信息的服务、科大讯飞参与全国的省市地区提供智能输入终端服务、jd菜鸟顺分物资运送服务、腾讯字节跳动开放办公软件助力线上办公。新技术公司介入社会服务是一种现象级事件，新技术公司凭借新兴技术形态和高效率的组织形式正在全面介入公共治理和公共危机的干预，这标志着将来更多的公共行为将会与更多的新技术公司的深度捆绑。在这个过程中要加强对新技术公司的监管，技术公司大规模干预可能会出现创造性破坏（有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就业监管等问题）的现象
五、
基层社区治理体系
基层社会治理系统急需改进，武汉2000多个社区，武汉市全部的公安、物业和下沉干部3w多党员职工平摊到每个社区仅仅十多人，而社区的人数达到数万甚至数十万人的。急需探索基层党组织为中心的调动组织群众的力量，高效率的组织形式需要下沉到基层，另外在基层高度自治状态下如何维持好法制和社会秩序的问题，权力监督和民主监督缺位脱离法制轨道。社区应急物资、技术知识的储备
六、
疫情的物质保障、民生保障、社会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际层面的对外开放和保持世界经济的形势稳定需要经济生产。中央在复工复产的节点选取很好，政策落实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效氯低下的问题